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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
南方夏初的一个上午。
福弟和才弟都上学去了。母亲和往常一样，用碾碎的米专门给父亲熬了粥，还有一小碗剁成细末的瘦肉汤。父亲躺在床上，已不能自理。昌弟扶起父亲，吃了几口他说不想吃了。但看上去神志还算可以。
父亲已经病了3年，在县医院做过手术，1973年夏天还由三叔护送到武汉进行过检查。我带父亲到当时的武汉军区总医院，那是全武汉市一个水平很高、很有名的大医院。拍了片子，几位有经验的医生说，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。我和三叔只好又护送父亲回良才村。
父亲知道自己患了不好治的病，他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，但言谈中丝毫没有流露出来。他很乐观，凡是医生说的办法，凡是民间流传的偏方，他都试过。但一年来病情未见好转，而且更加严重了。
我从小就没听父亲说过自己经历过的的苦和难，父亲历来给我们讲的，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。至于他的苦和难，父亲只埋在心里。这几年，父亲就一直把痛苦埋在心里了。
大约8点，父亲说，该打针了。刚好赤脚医生小廖来了。她与往日一样，给父亲静脉注射葡萄糖。连父亲都知道，就是补充一些能量而已，不是治病的药。忙乎了一阵，小廖说葡萄糖推不进去。过一会她又对昌弟说今天算了，就走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这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。
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硬汉子。平时种田是一把好手，耕、耙、栽、割样样在行，风风雨雨从来没歇过。家乡盛产竹子，家里用的筐子、篮子、竹箕，还有鸡笼、鱼篓等等，都是父亲编的。父亲削篾片很有功夫，一次可以同时削两片甚至三片。他操着锋利的篾刀，灵巧得近乎神奇。有时一边削还一边唱当时流行的“洋歌”——“嘿啦啦啦/嘿啦啦啦/天空出彩霞/地上开红花/全国人民大团结/打倒了蒋匪帮……”
有时候又唱——“雄赳赳，气昂昂/跨过鸭绿江……”
后来父亲买来一套木工工具，无师自通，又干起了木工活。从此，家里的桌椅板凳，以及窗户门板，都是父亲自己做。房屋和农具的小修小补，也都是父亲自己包揽了。后来我考上大学，用一个小木箱装衣服到学校，那是父亲在水利工地上利用休息时间，弄几块木板敲敲打打做成的。这个小木箱跟随我从良才村到大城市武汉，从武汉到农村搞斗批改，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，又回到武汉。经过几十年，多次搬家，多次折腾，我始终把它保留着，那是父亲留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纪念了。
在农闲的时候，父亲有时还要到柳州等地跑肩挑的活儿。他到柳州买了旧废钢铁，挑回良才村，卖给打铁铺打农具，攒一点血汗钱。一百多斤的担子，近二百里山路，一般是五天一个往返。去来路上花四天，在柳州进货一天。
每次父亲从柳州回来，除了满担的货物，还有一包糖和满肚子的新鲜故事，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了。父亲给我们讲在柳州见到汽车、火车，讲城里有很多高楼等等。有一次还带回了一张相片，相片里父亲坐在飞机上。那张相片装在镜框里，挂在厅堂的墙上。这可能是良才村最早的一张相片了，远近的人看了都知道父亲坐了飞机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父亲是站在飞机模型后面照的相片，并没有真正坐过飞机。
从小我们就从父亲那里知道，走出良才村，外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哩。在我们的童年，这可是最好的启蒙教育。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期望，无形中是好好学习的一种原始而相当凑效的动力。
算起来那时父亲三十多岁吧，身上总有一种豪气。父亲喝酒不多，但可以大碗吃饭，大块吃肉。说话高音调，笑声高分贝，极富感染力的。父亲解放初期当过乡长，后来成立人民公社，又当过大队长，在那个年代，也算是农村里有过脸面的人了。
记得1958年冬天，作为大队长的父亲，扛着一面红旗，领一帮人去修水利，几个月没有回家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学校放假，我便步行近20里路到工地上去看父亲。在一个用竹席搭成的工棚里，父亲正在生病。一个土医生在给他治疗，头上插满了针灸。父亲历来乐观刚强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倒下。他无力地问了几句学校的情况，就叫我到几里以外的外婆家去住。他还特别交待，不要告诉外婆。他不希望儿子看到他无助的样子，这是父亲的性格。
父亲同时也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。听母亲说，祖母生三叔时，家里正揭不开锅，连稀饭都吃不上。那时祖父在外面给人家锯板子，好久没有回家。伯母婶婶们劝祖母把三叔送人算了，免得刚出生就饿死了。父亲是大哥，才十多岁，他坚决不依。他到地里掰来正在灌浆的嫩玉米棒，剥下嫩粒，煮熟了给祖母吃，磨出玉米浆喂三叔。就这样度过了春荒，三叔也终于没有送人。
后来祖母病逝比较早，三叔只有七八岁，又是父亲一手把三叔抚养成人，还送他上学校读书，后来当了老师。
有一年村里廖大叔一条腿突然红肿，不能走路。大家把大叔抬到医院，指望吃点药打几针就可以回家。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医生却说要截肢，不然会危及性命。父亲听说后，带几个人赶到医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廖大叔一抬就走。回到村里，又与乡亲们一起，到处寻医问药，硬是把大叔的腿给治好了。后来大叔当了国家干部，如果没有一双能走能跑的腿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在父亲当乡长的那几年里，全乡父老乡亲谁家缺粮，谁家缺穿，谁家有难，他都清清楚楚。我亲眼看到他给瞎眼石大叔家里送过救济粮，还给孤儿阿诺送过救济棉衣。
赤脚医生走后，我一直没有离开父亲的房间。父亲好像睡了一会儿，醒来就说，再来打针吧。显然他还记得刚才没有打进去。昌弟从厅堂进来说，小廖已经走了，明天再打吧。父亲听了，又睡着了。
在我从小的印象中，父亲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，不管什么事他都喜欢试一试。
解放初期，听说外地开始兴修水利，身为乡长的父亲从县里请来技术员，在村子附近的几条山沟转了一圈，选定了两条沟，作为兴修水利的坝址。技术员走后，他便带领乡亲们利用两个冬闲，靠肩挑背扛，修了两条水坝，建成了两个水库。至今，这两个水库仍然是良才村抗旱保丰收的保障呢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1954年试种第一块早稻。那时家乡一带方圆几十里都种一季稻，俗称中稻。听说外地有种两季稻的，同一块田粮食产量增加一倍。但谁都不敢试。种早稻得三月份育秧，四月份插秧，万一秧苗冻死了，一年的口粮怎么办?一家人吃什么?父亲却敢一试。从三月育秧，到四月插秧，父亲每天都往田里跑几趟。经过精心打理，到6月份，父亲的两分水田稻穗饱满，开始泛黄，乡亲们啧啧不已。那时家乡不种油菜，也不种小麦，满垌的中稻还没抽穗，真可以说是万绿丛中一点黄。父亲的两分早稻田自然引来成群麻雀的好奇与欢欣，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把稻草人放在眼里，父亲和三叔只好天天在田埂上赶麻雀。看似有几分难堪，实际上父亲心里充满了喜悦。父亲的试验成功了，第二年大家都种起了早稻。小鸟们欢欣雀跃的范围自然也更加广阔，也就不再集中到父亲的田里来了。
良才村的山上原来长满了松树，但材质不好。又是父亲第一个从邻近的宾阳县引进杉木苗，在村子对面山坡上自己家的地里种了一小块。在土地肥沃、雨水充沛的环境里，加上父亲的汗水，只两三年时间，那些小杉木便已蓬勃成林。后来，种植杉木就这样在村里推开了。如今家乡的杉木一片连一片，一坡连一坡，不仅解决了本地用材，还有外卖的。
这三件事至今在故乡仍然传为佳话。
我和昌弟坐在父亲身边，谁也不说话。窗外阳光明媚，但我们心里都很压抑，充满了无奈。大姐已经出嫁，大弟在部队当兵，两个妹妹，一个在工厂当工人，一个在水利工地上当“铁姑娘”。只有昌弟与母亲照护着父亲。我接到三叔电报，从武汉赶回，今天是第四天。父亲虽然长年病着，但我们一直不愿去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家家户户已经下田，村里静悄悄的。屋外母亲在喂鸡，我们听到几只鸡在欢乐地啄食。父亲还在睡着。
从懂事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对父母来说，我们几个孩子是他们沉重的负担。特别是进入完全靠工分养活一家人的时期以后，各种副业不能做，那根随父亲走南闯北多少年的扁担，也不能跑肩挑的门路了。这种重负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但几个孩子也正是他们的希望，他们经常被一种依稀可见的希望支撑着。
五十年代初，村里的女孩是不上学的，但父亲说，只要考上学校，不论男孩女孩，都可以上学。大姐在村里的同龄人中，是唯一读到高小毕业的。后来两个妹妹都读了中学，要不是“文革”耽误，说不定她们还可以读大学的。小孩们都上学，就更苦了父母了。那个年月，想弄一点钱不知有多难，但父母从来不叫苦，只鼓励我们好好读书。
那年我在三里镇读初二上学期，要开学了，但学费还没有着落。父亲二话不说，扛一根很重的杉木，送我走三十多里山路，到三里镇上卖了几块钱。他只留下五分钱吃一碗素米粉，其余全给我去交学费，又走三十里山路回家去了。那时为卖这根木头，父亲是冒了风险的，如果检查严格，不仅要没收木料，还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。
从初二下学期开始，在县里工作的舅舅伸出援助的手，把我接到县城上林中学读书，后来一直供我到大学毕业。舅舅的帮助无疑给父母减轻了很大的负担，但以后几个弟弟妹妹先后上学，父母肩上的负担也仍然是很重很重的。
如今，父亲的孩子们，有三个本科毕业，两个专科毕业，一个中专毕业，在故乡可谓家喻户晓，成为乡亲们用来教育自己孩子的例子。这是乡亲们对父亲的孩子们刻苦读书的夸奖，更是对父亲当年远见卓识的褒扬。我一直以为，“远见卓识”这个词，父亲是当之无愧的。
大约9点钟，窗外的几只鸡已经吃饱，扑扇着散去了，窗外又恢复了静悄悄的安宁。
父亲再次醒来，他说我想喝水。
我端来小半碗温开水，昌弟又把父亲的枕头垫高，用瓷汤匙给父亲喂水。父亲喝了两勺，又睡着了。这时我和昌弟都注意到，父亲的头往里侧一偏。我们先小声唤着，父亲没应声，大声唤着，父亲没有醒过来。母亲从厨房里过来又唤着，父亲还是没有醒过来。
五十五岁的父亲，就这样走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盏生命之灯走向熄灭。
按照家乡习俗，我们为父亲办理后事，十里八乡的人们唏嘘不止。那天，我们送父亲上山时，由八个人抬棺材，五十多岁的廖大叔亲自参加抬，而且走到最前面。“文革”结束几年后，国家曾经针对解放初期担任过乡干部的人发过一个文件，内容是可以作为国家干部办理退休。但此时父亲逝世数年，此事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父样的身份一直是农民。当然我也一直是农民的儿子了。
我一直在想，作为始终是一个农民的父亲，他不可能做出什么伟大的业绩，但我从来不认为，父亲的一生因此而注定只能用平凡来形容的。
直到父亲逝世三十一年后的今天，我仍然这样认为。
母亲
那年冬天母亲得了一场大病，到县医院治疗以后，就一直住在县城珍妹家里。母亲能通过电话与我说话了，这是母亲最高兴的。
我一直计划着全家回去看看母亲。临到春节，我与珍妹通过一次电话。我说邻儿寒假时间太短，加上春运人太多，交通不方便，今年春节我们就不回去了，等到放暑假再回去。暑假时间长，交通也方便，我们可以陪母亲多住一些时候。珍妹说她问问母亲的意见。
邻儿读初二时，我们回过一次良才村，现在邻儿已经上大学一年级，母亲有五年没见我们了。
过了两天，珍妹传来母亲的话说，春节搭车的人太多，你们夏天回来，那时好搭车。母亲的话完全在我意料之中。
大年三十，我打电话给母亲拜年，母亲可高兴了，她先同小孩们说话，再同妻说话，最后才与我说话。她说，等夏天你们回来了，我就跟你们一起回良才村。阿昌的小孩没有人管，我放心不下。回到良才村，我每天还可以到菜园子去看一看。母亲还说，邻儿考上大学了，我还没有奖励她呢，等你们回来了，我才给她发“奖金”。
母亲晚年与昌弟住在良才村。福弟曾把母亲接到南宁一起生活，住了一段时间，还是回良才村。她说不习惯城里生活，不愿进城。说实在话，母亲已经离不开她的良才村了。
这么多年来，平时我和弟弟妹妹们给母亲一些钱，母亲总不舍得花，一部分给昌弟的小孩买了些东西，一部分用来奖励考上中专、考上大学的孙子们。不分内孙还是外孙，更不分孙子还是孙女，都一视同仁。每当听说哪个孙子考上什么学校，那是母亲最高兴的事了。母亲没有读过书，子女们能读书，孙子们能读书，她感到这是新社会给的，是共产党给的。
从小我们就知道母亲很能干，田里地里的活她能干，回到家里还有干不完的活。挑水做饭，喂猪养鸡，样样都要经手。
每年农历三月三，是壮族人很看重的节日，母亲都要张罗着做五彩饭。她提前几天到村外的山上摘来不同的树叶和草根，分别捣出汁液，用这些汁液把糯米泡上一夜，糯米就被染成了红色、蓝色、黄色、黑色，加上白色，一共五种色彩。我还记得，用嫩枫叶的汁液染泡过的糯米是靛蓝色的。
母亲把这些糯米蒸熟以后，看起来一颗颗晶莹剔透，像五彩缤纷的珍珠。母亲撒上一些糖，叫我们把手洗干净，抓成团来吃。又软又糯，又香又甜，那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又好玩。至今想起，那糯米香，那树叶草根香，那独特的风味，简直叫人流口水的。
三月三人们还要去赶歌圩，有时对歌要唱三天三夜。母亲不赶歌圩，但在家里偶尔也唱一唱：“三月清明雨绵绵/树上鹧鸪叫连天/一把嫩叶蒸糯米/人人吃了笑连连。”
母亲的歌声细细的，带有外婆家那一带的口音，很好听。有时她还唱“好”字歌：“好笋等到三月发/好花要看三月花/好坡种树长得快/好儿读书人人夸”。
这是一段老山歌，但最后一句是母亲随口现编的。
壮族山歌中，有一类是专门考验人的智慧和知识的，母亲也会唱：“什么生蛋万万千/什么生蛋叫半天。”
本来下面还有两句答歌，但我们往往都抢着叫起来：“那是鲤鱼和母鸡!”
一直到现在，每当我想起母亲，我就会想起那好听的歌声。
母亲还会纺纱织布，裁衣服缝衣服。往往都是小孩们睡着以后，母亲还在前厅的月光下，摇着纺车嗡嗡地纺纱。往往也是小孩们入梦以后，母亲还在豆大的桐油灯下卟哒卟哒地织布。有时一边织布还一边断断续续地哼着山歌。为了抢时间，经常鸡叫头遍了母亲才睡觉，第二天一大早又得起来做早饭。小时候我和姐姐穿的衣服，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。一般都是做的唐装，母亲用布条盘的纽扣，很好看，现在一般人是盘不出来的。
那时，母亲织好了布，往往还要用蓝靛来染。把白布放进一口大缸里染泡几天，然后捞出来挑到河边清洗，回家再挂到竹杆上晾晒。往往这个时候，母亲会对小孩们说：“你们看太阳这么鲜嫩呵，快出来吧!”我们会很快跑到屋外，嘻嘻哈哈、天昏地暗地在晾着新布的竹杆下跑过来跑过去，让水滴嘀嗒在头上和身上，快活极了。母亲说：“这样多跑几次，晚上就不会尿床了!”这是大人们的一种说法，是否灵验谁也说不清。现在想起来，就像昨天一样又好玩又亲切。
母亲还会织带有彩色线条的布，那线条有红的，有蓝的，有黑的。这种有线条的布往往不用染，可以直接用来做夏天穿的衬衣。
母亲历来不愿意子女们知道她的苦痛，她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种苦痛。当年母亲娘家比较殷实，但父亲这边却很穷，算命先生把八字一对，母亲就嫁到良才村了，以后就一同过起了穷困的日子。有时青黄不接，她还回外婆家挑一些粮食过来，一家几口才能度过春荒。这些事母亲历来不对我们说，是村里伯母婶母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
22年前父亲病重，按母亲本意，是不要告诉我的，不要我看到撕肝裂肺的一刻。是三叔背着母亲给我发了电报，我才赶回良才村，在父亲临终前最后见了一面。母亲经历了靠工分养活一家人的全部历史，那时候她无法给子女们提供稍为好一些的生活条件，有时母亲也认为这是命里注定，她无法改变这种命运。但大人的苦痛不要子女们来分担，她是可以做到的。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别人的孩子一样，快乐地生活着。
大年三十母亲在电话里说的话，又一次给了我愉快的心情。我在千里之外，祈盼母亲健康长寿，祈盼即将见到母亲的美好夏天早日到来。
清明前夕，我又给母亲打了电话。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，每天她都下一次楼，自己在院子里走走，然后又自己上楼回家。我深受鼓舞，说：“过些时候再来武汉住一段时间好吗?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好啊!”声音爽朗亲切，我心里高兴极了。邻儿刚出世的时候，母亲曾经来武汉带过她几个月，后来得了一场病，我便把她送回良才村，距今已有十八年了。
那年清明节是4月4日。4月5日凌晨4时，忽然床头的电话铃声大作，是宁弟打来的。母亲神志不清，已经送进了医院!我再也无法躺在床上，穿衣起床，考虑着如何尽快回到母亲身边。为此，吵醒了好几位朋友，他们为我张罗着机票，与我经历了那个揪心的早晨。那天正好有一班飞机飞南宁，下午四时，飞机降落在南宁吴圩机场，南宁朋友的车载着我直奔上林县。
南方的清明雨断断续续，时下时停，飘洒着一种难言的迷惘。桑塔纳轿车带着我冲过一路泥泞，赶到县医院，已是昏沉沉的傍晚。三叔领我来到母亲身边，母亲已经静静地睡着了。只听到大姐和珍妹嘤嘤的哭泣，母亲那亲切爽朗的话音和笑声再也听不到了。我肝胆欲碎，长跪不起。
我真该春节回来看看母亲的。哪怕只住几天，甚至一天，甚至只看上一眼!至今想起，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了。
珍妹对我说，每次接过电话以后，她都对母亲说，怎么不把你的病情告诉大哥呢?母亲只说，你大哥从19岁就一个人去了那么远的地方，我帮不了他，怎么能再让他担心我呢?
我在读高中之前，从未出过远门，19岁那年考上大学，便提着父亲用几块樟木板钉成的一个小木箱，只身来到武汉。在良才村父老乡亲的眼里，那可是比天边还要远的地方啊。那时我正值年少，不知愁滋味，只知一股劲地乐着，但母亲却是很担心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直到收到了我从武汉寄回的第一封信，母亲才放下心来，逢人就说，我们儿子没有走丢，他到武汉了!这些年来，母亲常说，一想到我有一个儿子在武汉读大学，我就感到很幸福，有什么难什么苦不能克服的呢?
后来我大学毕业，到部队农场锻炼后，又分配到大城市工作，几年后又成了家，母亲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。那时城里物质匮乏，买不到肉，也买不到菜。母亲知 [1] [2] 下一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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